1989年，我第一次行走中国。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成长在江南城市里的文学青年，我只读到过课本上的中国，在用5个月时间踏遍南部中国之后，我在社会底层触摸到什么叫贫困、什么叫绝望、什么叫不可更改的生活。我第一次知道农民对于中国的意义。在江西井冈山，我找到了袁文才的儿子，他的父亲在1927年把毛泽东迎到了山上，从此拉开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农民革命。我们在一堵泥墙前交谈，墙上涂着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它是60年前的遗迹，虽已褪色，却仍然无比醒目，如附着一个不灭的灵魂。我是在很多年后才恍然，袁文才和他的农民兄弟们之所以抛头颅、洒热血地跟随毛泽东打天下，就是因了这六个字的鼓动。
这六个字赢得了中国农民的心。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土地又一次回到了政府的手中，在其后的二十年里，农民以消极怠工来应对新的土地政策。到1978年，中国开始本轮改革开放，也是在那一年，安徽和四川的农民冒死开始包产到户，土地以承包制的方式再次回到农民手中，它对中国的意义非同寻常，三十年间，中国改革数次峰回路转，却始终没有爆发粮食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农民在一开始就自行解决了产能问题，这一景象与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1990年推动休克式市场改革的时候，曾经爆发过严重的粮食危机。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二次拯救了中国。随着土地分包到户，耕作效率大为提升，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土地中溢出，可是当时的城市实行的是”围城政策”，严格控制农民进城，因为户籍制度的执行，农民在城市无法找到工作，无法享受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因此，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洗脚上田”后，”离土不离乡”，就地办起了乡镇企业，它很快构成了国有工业体制外的一股重要力量，而且是如此灵活和充满生机的力量。就在拥有所有资源优势却体制僵硬的国有企业长期徘徊在放权让利的试验路径上的同时，乡土工业的崛起成为中国经济变革最重要的推动力，也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魅力所在，到1987年，邓小平承认，”在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人们可以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第238页找到这一段话。以今视之，如果没有乡镇企业的出现，中国经济变革的格局是不堪设想的。
乡镇企业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三次拯救了中国。进入80 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城市体制的改革，大量的农民被招进工厂，他们很快成为最廉价的、最没有保障的劳动力，因此而形成的成本优势构成了”中国制造”的最大竞争力。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商品横扫全球，靠的正是比美欧日工厂便宜4到8倍的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学上，它有一个很动听的名词叫”人口红利”，红色让人联想到鲜血，这个比喻因此十分恰当。
依赖于农民工人的”中国制造”，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四次拯救了中国。再说到了1998年前后，房地产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发动机，农民再次成为”城市经营”的利益奉献者，政府以数万元的低廉价格征用无数农田，然后再以数倍、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价格出让给开发商。地产的繁荣，造就了富可敌国的地方政府、造就了无数的富豪、造就了无数全世界最崭新的城市，以及造就了无数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一切都基础在中国农民的土地贡献上，在过去十年里，他们成为惟一没有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社会阶层。
因征夺农民土地而形成的地产繁荣，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五次拯救了中国。现在，轮到他们第六次拯救中国。
正在眼下，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萧条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东南沿海数以十万计的工厂陷入困境，大量工人被裁员，从10月份开始，百万农民工被迫提早返回乡村，他们将为这轮经济调整付出最大的代价，他们极可能是最受伤的群体。据估算，如果经济在明年6月份前无法复苏，新增失业农民工人将超过2000万人。这是一个可怕的数据，早在1961年底，因”大跃进”运动失败，中央政府曾经发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将2600人已经进城的农民全数精简下乡，而在1998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改造中，也曾造成2250万工人的下岗，在当年这都酿成剧烈的社会动荡。
近期的政策动态表明，中央政府在对外贸易和地产消费无法复苏的情景下，试图以巨额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强行拉动中国经济，其成效实在让人担忧。道理非常简单，如果消费��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国内市场��没有复苏，对交通、能源性企业的投入都将是无法保证有效产出的，它除了让少数垄断企业获得大量机会以及造成新的投资浪费之外，很难有正向的效应。
在我看来，当前政府最应该提出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就业保障计划”，以此为核心，实施企业减税、社会保障及失业救济等一揽子救援方案，并对各地政府进行刚性化的考核监督。这样的方案也许比拿出数万亿元救市要复杂得多，但却是根本之道。
当然，政策的轨道似乎正铺向另外一个方向。
在充满了无穷变数的2009年，一个似乎确定下来的事实将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将一如既往地、以无比惨烈的方式第六次”拯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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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了吴晓波的《农民第6次拯救中国》一文后，真的是感同身受，作者说出了我的许多心里话，那么我不禁进一步问道：”谁又来拯救我们的农民呢”？
我一直都坚持这样一种观点：经济危机向来是穷人的地狱，而非富人的天敌。的确，经济危机会使10%的富人沦为穷人，但是却会使100%的穷人变得更穷。对于大部分富人来说，经济危机对他们的影响无非是多参加一些对策会议、少买两条游艇、少两次迪拜之旅；但是对穷人来说呢？他们面对的将是最严重的肚子问题、生存问题。危机过后，富人们将再次拿起剪刀剪向穷人的羊毛；穷人呢，也许很多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就像吴作者所说的，哪一次中国经济的腾飞不是农民的功劳呢？但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是，由于农民在中国经济、政治中如此弱小，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话语权，使其余阶层剥削农民阶层是如此的简单、如此的快捷，最后，中国经济根本就没有走向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中国经济至今仍在世界产业链的最底层苟延残喘。是8亿农民、2亿农民工烘托着中国经济的”蒸蒸日上”，烘托着整个城市阶层的”光辉景象”。
很可惜，狼来了，危机来了，我们的农民兄弟将要遭受莫大的痛苦了。我们赖以为豪的政府想出的是什么办法呢？可惜，是我最最鄙视的4万亿基建投资计划。姑且不论到底有没有4万亿，想一想我们的经济现状，我们倒闭的是出口服装的工厂，不是水泥厂；我们裁员的是服务零售企业，不是工程公司；我们过剩的是产能，不是需求。可是我们的政府偏偏对这些现实不闻不问，而仍以最最简单粗暴的老方法――基建投资。
另外，我很怀疑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后果：一个4万亿，10万腐败官。在1500万的工程款有500万用于行贿的当今中国社会，这个怀疑还真的不是没有道理。
拜托，给我们的农民兄弟发点红包吧，就是一个人头1000元，也不过8000亿。其余的人不服？也好，13亿人一人1000元，也不过是1.3万亿嘛，比起4万亿实在是少的可怜，但效果可能是大了不知多少倍。我们的兄弟台湾已经发红包了，我们的敌人日本早就发红包了，我们的非敌非友美利坚也要减税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学学呢？难道真的总是只有基建这个”霍布斯的选择”？
不要遗忘农民，他们已经5次拯救了我们的祖国，现在准备第六次拯救我们的祖国，所以，政府啊，请拯救拯救他们！
读者：熊飞
注：读者来信仅代表读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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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农民只有自己救自己
读者：zos000017 2008-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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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吴晓波的《农民第六次拯救中国》及熊飞的《给农民兄弟发点红包吧》两篇文章，深有感慨。作为农民的后代和曾经的农民，我想对两位先生说，”我们会自己拯救自己”。
正如吴晓波先生所说，我们曾经无比惨烈地六次拯救了中国――所谓的”新中国”。而换来的，却是熊飞先生所设问的：谁又来拯救我们呢？
俗话说得好，”吃一堑、长一智”。虽然我们农民的政治觉悟没有工人兄弟那么高、文化水平没有知识分子那么好，但在多次吃堑之后，我们悟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没人会来拯救我们，除了我们自己。
实际上，我们也早就这样做了。你看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乡镇企业，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只不过这些事儿符合了上面的心思，所以被允许，被大肆宣扬，然后被理所当然的归功于上面。
可别就此认为我们仅仅做了这两件事儿。你听听，不是时不时有”听从一小撮人的教唆”的历色批评吗？不是会动不动就”不明真相的起哄”的大义教育吗？我们虽然傻，但是道理却懂。我们傻，所以手脚笨拙，被叫做”程序非法”；我们懂，所以心怒气怨，被称为”诉求合理”。其实用不着涂脂抹粉，利益就是赤裸裸的血淋淋的，它只关乎阶层立场、不在乎智商高低。
在此，我坦率的说：请不要用”请求合理、程序非法”的把戏来糊弄我们，也不要用”拯救中国”的虚伪来赞捧我们，更不要用”发点红包”的施舍来怜悯我们。
我们已经明白而且彻底明白：没人会来拯救我们，我们只有自己拯救自己。
读者：zos000017
注：读者来信仅代表读者本人观点。
中国农民难救自己
读者：静水涟漪 2008-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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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农民第六次拯救中国》和《我们农民只有自己救自己》这两篇文章，不免深有感触，前者提到这次金融危机可能是中国农民第六次拯救中国，并且这一次是无比惨重的，血淋淋地付出，几千万的农民工将面临失业；后者则认为历史证明我们会自己救自己。
我不禁想问，这次农民还能救自己吗？是的，农民曾经几次救了中国，提供最廉价的劳动力，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农民的土地廉价地被政府征收，为地方财政建起了金库，也繁荣了中国地产市场。而农民真的在其中拯救了自己吗？
没错，看似农民找到了工作，到城里做起了农民工，但是农民工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吗？没有！失业没保险，上一天班算一天，子女异地就学难，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缺，更有甚者，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包工头一跑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到。最终农民与城里人的差距越拉越大。
农民的土地被征收了，这次金融危机可能导致几千万的农民工失业，他们回去还能干什么？没有工作，没有土地，没有保障，而这批农民工很多文化层次受限，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可悲的是现在国家统计的失业人口只是城镇登记的，至于农民工，他们难道不是中国人吗？没有人统计他们的失业，自然失业救济金与他们无缘。
中国农民难救自己，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基本文化层次都较低，维护自己权益能力弱，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没有人愿意为自己的利益据理力争，的确，对于任何一个农民个体，这都很困难，只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做到。而农民都想搭便车，没人愿做出头鸟。这一点，奥尔森的《行动的逻辑》分析的理论可以充分解释这一现象。
至于现有的学者们研究”三农”问题，可毕竟他们不是利益主体，而且吃着政府的皇粮，只能在政府意愿下谈谈提高农民待遇，又怎能十分尽心尽责？
所以，农民要救自己，除非能建立起代表自己利益的集团，这最难的就是大家要齐心协力，没有搭便车现象，可是难啊。
读者：静水涟漪
注：读者来信仅代表读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