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

亚历山大能够治理越来越多的疆土，是因为他愿意依赖当地的高层精英。“

在位于今天阿富汗北部的城市阿伊哈努姆（ Ai Khanoum）——塞琉古建立的一座新城——的纪念碑上，刻着来自希腊圣地德尔斐（ Delphi）的箴言：童年时，听话；青年时，自律；成年时，正义；老年时，智慧；死去时，安详。

军国主义、英勇无畏、崇尚荣耀被作为关键特性灌输给这座充满野心的城市——它的未来不可限量。

像不列颠这样的地方不可能为罗马帝国增添任何价值。驻扎在不列颠的士兵在家信中说，这地方就是冷漠、孤独和无望的代名词。

亚历山大港已发展成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公元前 1世纪时的人口就多达 30万。

诗人塞勒斯特（ Sallust）说，罗马士兵到了东方才能长大成人，这毫不奇怪，因为正是在那里，士兵们才学会了做爱，学会了醉酒，学会了欣赏雕塑、绘画和艺术。

这些都充分暴露了罗马新贵的低俗品位和过度奢华。人们在这一古代重要的繁荣时期还发明了一个不乏嫉妒心的新名词：暴发户（ nouveaux riches）。

以前，夫妻若想要怀上漂亮的孩子，他们会在色情图画的包围下做爱。“

帝国需要强势的领导人和主心骨——其实人人都明白这一点，但他在个人权力之外还有更大胆的想法：他要建一座新城，一颗连接地中海和东方世界锦带上的新明珠。他的选址也再恰当不过，那里正是欧洲和亚洲的交会点。

阿胡拉・马兹达（ Ahura Mazda，即光明）以及其对立面安格拉・曼纽（ Angra Mainyu，即黑暗）。

基督教最初是通过自巴比伦流放后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人东传的。

波斯国王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完全是因为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推崇。

匈奴人可能的确存在人为挤压小孩前额和脑后头骨的情况，目的是使其头部能够长得更为尖细。

萨珊帝国在这一时期形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控制甚至深入到了集市上每个铺位的布局。

佛教的毘怛迦手印（ vitarka mudra）——右手拇指和食指相捏，其他手指微微伸开——被视为是和上天的沟通，特别为基督教艺术家们所推崇。

基督徒则开始通过道德故事鼓励人们坚定信仰，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史诗般的“三月的传说”（ Qarda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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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立在山崖岩刻壁龛中近 1500年之久，直到 2001年被塔利班摧毁。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无知、野蛮的行径，与“宗教改革”运动中英国及欧洲中北部地区毁坏宗教艺术品的暴行如出一辙。

这种全新世界观的名称——“伊斯兰”未能反映它的变革特性，因为这个词的原意是“顺从”，没有表达出世界将如何改变。然而不管怎么说，变革已经到来。

经济停滞让民众对查士丁尼的统治怨声载道。最严厉的批评是指责他为了讨好邻国，大笔出钱，胡乱捐赠。查士丁尼非常愚蠢，以为“散发罗马帝国的财富去满足那些蛮族就能破财免灾”——

向帝国边疆的臣民灌输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军国主义思想，能够让他们更加尽心尽责地服务帝国。

库思老二世仔细听完大使们的陈述，然后把他们杀了。

他们还签订了一份正式协议，规定犹太人的宗教和财产都将永远受到穆斯林的尊重。协议还要求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必须互帮互助：

另一方面，败仗给中国带来了震荡和余波，触发了粟特将领安禄山反抗唐朝统治的著名叛乱。在此后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动荡中，阿拉伯人的开拓行动告一段落。

它被称为麦地那・阿萨拉姆（ Mad ī nat al- Sal ā m），意思是和平之城。而它今天的名字，是巴格达。

然而这种奢华并非涵盖所有方面：“中国人不讲卫生，他们便后不洗屁股，只是用中国纸擦擦而已。”

印度的所有统治者都滴酒不沾，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宗教原因，而是出于一种质疑：如果一个人喝了酒，“怎能清醒地治理一个王国呢”？

富贵阶层的投资还掀起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令人难忘的学术研究热潮。

在伊斯兰世界被革新、进步和新观念充斥的同时，欧洲基督教世界却低沉萎靡，在资源缺乏和灵魂枯竭中苦苦挣扎。

在穆罕默德去世后谁是先知真正继承人的问题上，伊斯兰内部也迅速分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敌对阵营便是逊尼派（ Sunn ī）和什叶派（ Sh ī ʿ a）。后者力争只有阿里（先知的堂弟和女婿）的后代才有资格成为哈里发，而前者则极力寻求更广泛的选择。

穆斯林的征服行动创造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以及一个自信、开放、热衷发展的经济巨人。繁盛富足，没有政敌，没有宗教对手，这是一个真正的、靠着讲规矩就能取胜的地方，一片商人能够致富、智者得到尊重、异见可以陈述和争论的世界。麦加

他们经常纵酒狂欢，当着别人的面尽情做爱。任何人得病后都会被抛弃。

若是她们在年轻时被弄到了国外，那可是最极品的床上伴侣”。

他还说，“很多人认为购买奴隶和购买其他东西一样简单”，其实不然，购买奴隶的技巧可以“算得上哲学领域的一个分支了”。

请注意那些相貌英俊、头发蓬松、眼神漂移的男子——“那是一种要么纵欲过度、要么可能从事拉皮条的男人”。

西班牙文的“ Ciao”的原意并非“你好”，而是在说“我是你的奴隶”。

在那些对贩卖奴隶毫无愧疚之心的人贩子中，有一群居住在亚得里亚海（ Adriatic）北岸荒芜的潟湖岛礁上，他们靠着奴隶贸易和他人苦难积攒起来的财富，将为日后华丽转身为中世纪地中海上的耀眼明珠奠定基础——这个地方，叫威尼斯。

10世纪 20年代到 60年代，连年的严冬季节让穆斯林雪上加霜。食物短缺成为常态，“人们从马粪和驴粪中挑拣大麦粒为食”的情况也并非罕见，一位作家写道，民间暴乱经常出现。

拯救基督教世界的是跋涉千里抵达圣城的十字军骑士们，解放耶路撒冷的是基督徒——不是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基督徒，而是诺曼人、法兰西人和佛兰德人，他们才是远征军的主力。

所以当看到一个拜占庭人离开城市时曾泪流满面地趴在地上责骂城墙的时候，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城墙竟然无动于衷，没有眼泪，也没有被夷为平地；它们依旧巍然挺立”。

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基督教王国的陷落表明，没有什么能阻止欧洲人追求自己的欲望，没什么能阻止他们直取世界的财富和权力中心。尽管他们看上去像人，但行为却像野兽——某著名希腊传教士悲伤地写道。

他用最忠实的随从作为贴身保镖和战士，组成最牢不可破的核心集团，并给予他们最大的信任。这是一个精英人才体制，本领和忠心远比部落背景及他们和首领的亲缘程度重要。

此情此景如同凶狠的野兽在吞噬强者的肌肉，渴饮贵族的鲜血。这不是来自东方祭司王约翰的拯救，而是蒙古人带来的世界末日。

蒙古人的成功不在于它的暴力和粗鲁，而在于它愿意让步和合作，以及它不遗余力建立起来的一个稳固的中央集权体系。

干旱和半干旱的生态环境极利于鼠疫耶氏菌（ Yersinia pestis）的传播，特别是通过跳蚤叮咬的方式。

我们对未来的希望都随着朋友的死去而一起埋葬。”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 Petrarch）这样说。

尽管这些改变还未在欧洲各地全面开花结果，但灵活的体制、开放的竞争，以及最重要的，意识到只有勤奋劳作才能克服北方恶劣地理条件从而赢得收益，都为后来欧洲在近代早期的彻底转型奠定了基础。

一项记载说，帖木儿曾沉下心来回顾自己的早年生涯，决定应该为“掠夺、抓捕和屠杀的行为”赎罪。他觉得赎罪的最佳方式应该是“向异教徒发起一场圣战，如格言所说‘善行洗刷恶行’，这样的话，罪孽也许能得到宽恕”。

更糟糕的是，就算官员办事公平合理，百姓也负担不起政府的浮夸奢侈和铺张浪费。上层人士一直在臆想收入总会越来越多——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容忍是一个社会自强自信的主要标志，反观基督教世界，却越来越走向愚顽和激进主义。

整个世界在 15世纪末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没有哥伦布等人所惧怕的世界末日，没有时间终结——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的。

欧洲的崛起给新发现的地域带来很多灾难。自 16世纪开始出现的辉煌的教堂、精美的艺术和高档的生活标准，其背后都是有一定代价的：代价都来自生活在大洋彼岸的人。

帝国时代的建立和西方世界的崛起是基于某种大范围的暴力行动。启蒙时代和理性时代，即通往民主、自由和人权的道路，并非古代雅典或欧洲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源于在遥远大陆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胜利。

寻找财宝的彻底失败也许是人们随后将注意力从物质财富转向异域色情的原因之一。

正如 8世纪伊斯兰世界走向繁荣时一样，某一地区的财富集中会导致其他地区的奴隶需求急速上升。财富和奴役向来都是形影不离。

欧洲的新财富给予它荣耀和自信，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它复兴耶路撒冷的信念。

新世纪的黎明和真正的黄金时代，让人们忘却了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时，罗马街头的哀号、悲痛和泪水。

事实上，法兰西、日耳曼、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格兰都和雅典及古希腊世界没任何关系，在罗马的整个发展史中也无足轻重。这些热情都要归功于艺术家、作家和建筑家的粉饰，他们借鉴了古代的元素、思想和文字，选择性地引用史料，编成了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越发让人觉得可信、越发被人认为是标准的故事。因此虽然学者们一直将这一时期称作文艺复兴，但其实根本就不是复兴。相反，这是一次新兴、一次新生。在人类历史上，欧洲首次成为世界的中心。

葡萄牙人痛苦地意识到，他们不仅身处世界的尽头，连在欧洲都是末端。

当时地中海地区有一份用阿拉伯语写成的文献，其中有一章的标题是“小部位雄起之秘方”，说的是用生姜和蜂蜜的混合液涂抹私处，会有相当神奇的效果，保证让男人的性伴侣“欲罢不能”。

在一个自信、求知以及越来越国际化的文化环境中，书籍、书法和其他视觉艺术，特别是细密画（ miniature painting）开始走向繁荣。

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世界轴心的重大转移，此时欧洲和印度的财富都是以南北美洲的付出为代价的。

向世界开放为印度人带来了一座奇迹，却将给中国造成一场 17世纪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五个世纪前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比今天来的少。

这种局面让有些人深感不快，其中最倒霉的莫过于英格兰人。他们对手的财富在一夜之间多了数倍；更糟的是，黄金和白银像下雨一样落到西班牙的头上，人们还说这是上帝的意愿。

并非所有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黄金”

多亏经济不景气而导致的长期失业，英格兰“到处都是年轻力壮的勇士”。他问道，为什么不把年轻人组织到一起，创建一支能使“帝国称霸世界”的海上力量呢？这一称霸海洋的言论在当时看来颇具野心，但做做美梦似乎也没什么错。

财富涌入的影响在其他地区同样明显。欧洲的物价因美洲金银的流入而出现上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得不降低商品的购买量。持续的都市化进程使问题加剧，导致物价不断攀升。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一个世纪中，仅西班牙的粮食价格就涨了五倍。

荷兰成功的关键在于高超的造船技术，特别是浅吃水的船体设计，能让船队在北海和浅港顺利航行。

荷兰人认为，若想成功就不能像英格兰那样，利用皇家特许权将利益局限于一个小集团中，他们相互勾结，用垄断方式保护自身的地位。

荷兰人通常从团队合作中取得成功，因此诞生了一些描绘群体场景的著名画作。

只要被认为是正义的，争战、暴力、流血就无一不是光荣行动。这可能也是宗教为什么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保卫全能上帝是让战争变得更为正义的最佳理由。

在 1500年，欧洲大约有 500个国家，到了 1900年却只剩下了 25个。这是强者不断吞并弱者的结果。

竞争是残酷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托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的名著《利维坦》（ Leviathan）算是准确地道出了西方崛起的真相：人的天性本就处于一种亢奋不止的暴力状态。

并开始按照过往的荣耀来塑造今日的辉煌。

定居在那里的是“不列敦人”（ Britons）——据一位稍晚时期的学者猜测，他们的名字出自拉丁语的“ brutus”，意思是缺心眼和愚蠢的。

与绝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更低的生育水平能让资源和资本得到更加集中的分配，这直接关系到人均收入的高低。

经济历史学家喜欢用城镇数量、生铁产量和铁路长度的大幅增加来表明经济的迅猛发展，但是只要看看这一时期文学、艺术、舞蹈和音乐等方面的兴盛，以及托尔斯泰、康定斯基（ Kandinskii）、佳吉列夫（ Diaghilev）和柴可夫斯基等人的成就，就能感受到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俄罗斯的文化和经济欣欣向荣。

德国作家罗伯特・穆齐尔（ Robert Musil）在 1914年 9月这样问道：为什么我们被如此憎恨？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这些嫉妒心是从何而来？

一系列互相承诺的条约，只是英国人用来阻止俄罗斯人更进一步的手段，它们首要目的是困住俄罗斯这个竞争者，以保护英国数世纪以来打造的令人眼红的阵地。

1914年的初夏有如田园诗一般，丰收在望，每月都能见到“天堂般的喜悦”，因为“收获如同丝绸一般撒向田野”。

将世界拖入战争的并非强烈的敌意，而是焦虑和误解。那是噩梦般的场景。一位一流的历史学家恰当地指出：“ 1914年的主角是视而不见的梦游者，他们沉迷在梦境里，看不到他们所制造的恐怖的现实。”当爱德华・格雷爵士意识到“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时，已经太迟了。

大规模的转型需要时间，并且伴随着痛楚。

为何全国各地都要竖起刻着为祖国献身者名字的战争纪念碑——它们能够记录阵亡者的姓名，却不能记录那些因他们的去世而笼罩在城镇和乡村上空的死寂。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试图摧毁对方，结果被摧毁的却是他们自己。当那两颗子弹离开普林西普的勃朗宁左轮手枪枪膛时，欧洲是一个由各个帝国组成的大陆：意大利、法兰西、奥匈帝国、德意志、俄罗斯、奥斯曼土耳其、不列颠、葡萄牙、荷兰，以及到 1831年才建国的小小的比利时。它们控制着全世界的广袤区域。然而这个影响深远的时刻却开启了使它们退化为地区性国家的进程。数年之内，那些在各自游艇上互相授予大骑士团勋章的君主们都不见了；一些海外的领土和殖民地也渐渐消失了，并纷纷踏上了不屈不挠的独立之路。

尽管这封信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仅仅是请求给予诺克斯・达西任何可能需要的协助，然而在一个很容易误读信息的世界，外务大臣的签名是个有力的工具，它暗示着诺克斯・达西的背后有英国政府的支持。

协议的条款让外国投资者控制了波斯王冠上的宝石，这使得当地人对外部世界的仇恨日益加深，并进一步导致了民族主义，最终体现为现代伊斯兰激进主义对西方更深层次的怀疑和排斥。试图控制石油的野心将成为未来许多问题的源头。

俄国革命之后，随着自我表达甚至是民族自决的呼声越来越大，整个乌克兰、高加索和中亚地区都萌发了新思想、新认同和新渴望。

民族自决的冲动开始出现，并多多少少受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拥护。列宁宣称：“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安排你们的命运，没有任何障碍。要知道，你们的权利和所有俄罗斯人的权利一样，都受到革命的竭力保护。”

野心与能力之间的差距会带来灾难，而高级外交官们的顽固则加剧了这一危险。

这杯由觉醒、厌恶和剥夺权利混合而成的鸡尾酒将不可避免地流向其他地方。

事实上，世界大势已然逆转。西方的力量和影响力正在衰退，并且似乎注定会进一步减弱。继续插手当地事务要付出代价，改建大使馆的花园要付出代价，从来不说实话也要付出代价。这些代价就是当地人的疑虑、担忧和不信任。

贾法尔答道：“夫人，完全的独立不是给予的，它向来都是夺来的。”

两国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些共同点：那就是消灭夹在两国之间的波兰。

这是 20世纪最奇异和最意想不到的场景之一，当德国人走下舷梯时，代表着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旗帜一齐飘扬。

在希特勒看来，“只有上层社会被粉碎的国家才能被奴役”。

战士们被告知，他们应该想象，苏联人所吃的食物是从德国儿童的嘴里夺走的。

入侵后仅仅几周就发生的大屠杀，是德军面对进攻失败和经济及战略计划严重缺陷的病态反应。

斯拉夫人是极其低劣的种族，他们反复无常，并且对痛苦和暴力的承受能力很强——这一形象在战前就已经牢固地树立在德国人心里。

这看起来很符合逻辑，同时又令人毛骨悚然：杰出的犹太领袖正积极地考虑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反犹主义者合作，与大屠杀的元凶在种族灭绝爆发 12个月前进行商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为了阻止暴行在欧洲肆虐，但最终还是没有人能够阻止铁幕落下。

将 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欧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欧洲人是多么的伟大啊，他们成功地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尽管对曾经发生在本大陆以及世界其他大陆接连不断的战争负有主要责任的也是他们。

枪炮的沉寂或许更多地要归功于这一事实：欧洲人已经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捍卫了。

这不是霸占，该协议声明，而是在向盟友提供援助——这真是一句富有创意的花言巧语。

在中国，平等、公正以及最重要的土地改革使当地的共产党受到了人民的拥护，使他们打败了国民党的军队并最终将后者彻底赶出大陆。

这些是伟大的帝国在倒下前的垂死挣扎，她徒劳地想要挽留昔日的荣光。

尽管霍梅尼、萨达姆・侯赛因、奥萨马・本・拉登以及塔利班的手段、目标和野心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核心理念，即西方人是奸诈和邪恶的，想让当地民众获得自由就必须要摆脱外部势力的影响。

他坚信自己是伊朗现代化过程中的领导者，但是这一身份需要很强的把握主流政治风向的能力，以及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干涉保持距离的能力。这对一个爱慕虚荣、追求享受，从而为敌人提供机会、让自己手足无措的人来说，要求太高了。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巩固与本地区所有国家的关系。

在几轮外交商讨无果之后，英国和法国认为，有必要展示一下西方的力量，以便让中东地区的领导人牢记，任何胆敢对抗西方旨意的人都将遭到直接的打击。

因为这一入侵计划并没有征求美国的意见。总统对此感到十分愤怒，并在私下里不留情面地指责了英国首相。在运河区使用武力对于自诩为“自由世界”捍卫者的国家而言无疑是一场舆论灾难，这与苏联当年坦克驶过布达佩斯的街道以镇压匈牙利大规模起义的行为毫无二致。

英法两国陷入了困境。尽管华盛顿设计了从美国向西欧运输石油的计划，但是为了解决埃及问题，该计划被故意搁置了。由于预见到英国经济会崩溃、英镑将大幅贬值，伦敦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财政援助——仅仅过了40年，英国就从世界的霸主沦落到了伸出帽子向人乞讨的境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更丢人的是，为了争夺苏伊士运河这颗西欧最珍贵的宝石而向埃及派出的部队，现在没有完成任务就被撤回了。

以色列现在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关注的重点。正如几百年前十字军在圣地所遇到的情况一样，以色列这个由外来户建立的国家，其本身就是让阿拉伯人摒弃分歧团结一致的原因。以色列人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为原本四分五裂的敌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目标

美国之所以深度干涉伊拉克事务，主要是为了让苏联远离这个位于其南部边境的国家：与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建立联系是政治地位的一种体现，美国无法忍受让一个与自己世界观迥异的对手赢得这一地区。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美国人声称其政治和军事目标是为了捍卫自由世界和民主生活，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是背道而驰。为了巩固在该地区的地位，美国借助了多个铁腕人物的力量，这些人都有着反民主的天性，而且为了权力

“恢复宪政”不过是一句空话，每个人都清楚军事独裁会长期存在，特别是在阿尤布宣布它将持续“数十年”，直到教育水平提高到可以放手让民众投票选出他们的领导人之后。

干涉。OPEC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但它却联合了众多国家，使它们行动一致，这是将政治权力从欧洲和美国手中夺回来的关键步骤。

但是由于可支配的数额实在是太巨大了，以至于这些统治者无法割爱与他人分享。这导致了多元民主发展的明显放缓，取而代之的是小团体统治的强化，

石油国——其中大部分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财富积累，是以发达国家经济的长期衰退为代价的。

为了支持伊朗破坏邻国伊拉克稳定的计划，美国人甚至不惜挑起库尔德人（Kurd）的暴乱，从而酿成了一场悲剧。

人口增长、快速的城市化以及专制政权的铺张浪费，酿成了一杯有毒的鸡尾酒。习以为常的腐败，

霍梅尼称，是时候该由伊朗人民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了！他向战士们呼吁：“即使他们向你们开枪并杀死你们”，死了成千上万，但终将证明，“鲜血的力量比刀剑更强大”！

这标志着美国人一项新的长期策略的开始：他们主动寻求与伊斯兰教徒的合作，这些抵制左翼势力的伊斯兰教徒与持相同立场的美国人是天然的盟友。这一交易的代价要过上数十年才能显现出来。

任何外部势力想要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企图都将会被视为对美国生存命脉的侵犯，这种侵犯必将会遭到任何必要手段的反击，包括动用军队。”这一目中无人的声明完美体现了美国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态度

在此大好局面下，伊朗人试图将伊斯兰革命思想传播到别的国家。他们向黎巴嫩激进的什叶派武装力量——如真主党（Hezbollah）——提供了资金和后勤上的支持，同时还在麦加煽动暴乱，并资助巴林的政变。

那些志愿来阿富汗参与战斗的沙特人受到了高度的赞扬。出身名门、能言善辩、风度迷人的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便是其中之一，

1990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改写了整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人类历史。

划定禁飞区是盟军的单方面行动，并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这显示出西方势力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意图，只要条件允许，他们便会亲自插手。

革命者通常热衷于唤起人们对历史的理想化激情，但是很少有人会透过1000多年的历史来反思自己的恐怖主义行为。

在放映幻灯片时，人们只想看自己愿意看到的东西

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不仅关乎伊朗公民的生活水平，还影响到了住在地球另一边的人们：全球能源市场上每单位天然气、电力和燃料的价格关系到明尼苏达的农夫、马德里的出租车司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女性，以及在越南种咖啡的人。

他们教会我独立思考，敢于挑战平日里的所读所闻。

伊朗（ Iran）就是雅利安（ Aryan）的另一种拼写。——